跨地域离婚纠纷的调处，便是一堂鲜活的实战教学课。南宁市民张女士与李先生因长期分居感情破裂想要离婚，但双方身处异地沟通受阻。潘心武带队全程现场带教参训调解员，先疏导双方对立情绪，再依法划分权责，巧用线上视频调解、电子文书送达方式破除地域壁垒，案件当日达成调解协议并完成司法确认。当事人李先生由衷感慨说，“原本以为相隔千里事情会拖延许久，没想到流程这么便捷，既解决了难题，也解开了心结。”

以“心武调解工作室”为枢纽，江南区打破单点服务局限，联动劳动监察、住房建设、征地拆迁等10余个职能部门，搭建起“一站式”纠纷协同调处平台，建立高效衔接机制：调解达成协议的快速办理司法确认赋予强制效力，调处无果的无缝导入诉讼程序，形成闭环处置链条；依托线上平台打造“指尖调解室”，异地纠纷足不出户即可线上办结。

比赛科目方面，本届比武竞赛按照“政治练兵、法治练兵、科技练兵、业务练兵、实战练兵”的总体要求，围绕网信执法工作属性和特点，设置了“政治理论、法律法规、文书制作、取证固证、办案实操”等5个科目，覆盖内容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完全对标真实办案全流程。此外，本届比武还以典型案例为牵引，模拟执法场景，让选手在法律适用、执法流程、技术支撑和应急响应等方面得到沉浸式训练。参赛人员方面，实现上海16个区网络执法人员全覆盖。

启动仪式上，上海市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处长王璐表示，此次比武竞赛不是“走过场”，而是要练政策把握、练证据固定、练程序闭环、练法律适用，“就是对着痛点来、盯着短板补、照着实战练”。要通过比武把理论学扎实、把流程练熟练、把技能练过硬、把标准练统一，推动上海网络执法真正转向效能型，做到办案更规范、效率更高、质量更好、群众更满意。

上海市政协常委、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互联网业联合会会长姜迅在总结致辞中指出，要真正把比武练兵成效转化为网络治理实践，要围绕“保安全”“维稳定”“防风险”，积极发挥网络执法惩戒、纠偏和震慑作用，综合运用适应互联网特点的处置处罚手段，压实企业平台主体责任，实现网络空间风险防范的定点突破和靶向治理。同时要切实用好今年上海市网信办升级建立的《上海市网络执法工作协调机制》，聚焦重大网络案件和重点行业领域，加强与检察、公安、通管、文旅、市监等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办案，建立起线索移送、案情会商、案件督办和信息互通等长效机制，实现重大案件快速响应、闭环处置。

中新网南宁6月9日电 (杨陈 林浩)2026中国(广西)—缅甸贸易投资推介会暨企业对接活动、桂字号—广西品牌天下行推介活动9日在南宁举办。活动为中国采购商、投资商与缅甸供应商搭建精准对接渠道，吸引中缅政界代表、约200家企业及商协会代表，围绕扩大双边出口规模、促进双向投资共商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本次活动由缅甸联邦共和国驻南宁总领事馆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广西贸促会共同主办，中国—东盟经贸中心作为支持单位。缅甸共组织进出口、物流、医疗、公共交通等60家企业参会，广西方组织百余家金融、物流、贸易、矿产等企业商协会对接，双方紧扣扩大双边出口规模、促进双向投资的目标，深入对接交流。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刘军表示，广西将继续与缅方深化跨境技术合作，聚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扩大规则对接范围；依托各大合作联盟，推动形成更高效、更互信的市场准入机制。同时，广西将探索打造“桂字号”国际版，对符合高标准、高品质要求的缅甸及东盟各国好物，进行相应认定，助力缅甸产品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

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库尔勒垦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将抚养权依法变更给实际抚养人张某，并明确由李某支付抚养费至孩子成年。该案中，张某与李某于2024年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孩子小张由李某抚养，但实际却由张某含辛茹苦独自抚养。因经济压力难以为继，小张起诉要求“名实相符”。这是该院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通过司法确认保障孩子生存发展权的又一实践。

张某与李某原系夫妻，协议离婚时约定小张由李某抚养，张某承担抚养费。然而，离婚后实际生活状态与协议约定出现偏差，孩子并未随母亲李某生活，而是长期跟随父亲张某共同居住、学习、生活。张某独自承担着孩子的日常起居、教育陪护等全部抚养事宜。随着孩子成长、生活、教育开销增大，张某经济压力骤增，独自承担抚养重任愈发艰难。

“离婚协议可以约定，但父母的法定义务不能‘协议’掉。婚姻关系的终结，割裂的是夫妻缘分，但割不断父母对子女的法定责任与血脉亲情。孩子的成长需要稳定的环境、完整的关爱，孩子在哪生活稳定，哪就是家；谁实际抚养，另一方就要在经济上补位。”法官从《民法典》关于抚养义务的规定出发，结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释法明理。

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于1986年，是由全国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组织和个人依法自愿组成的全国性、联合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该协会在民政部登记注册，业务主管单位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为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团体会员，接受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的指导。

日前，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主推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于一片争议声中在国会参议院通过。尽管日方将这场情报体系改革包装成适配复杂安全局势的“常规调整”，但透过官方话术的滤镜不难发现，此番制度重构绝非简单的机构优化，而是日本收紧社会管控、松动战后安保底线、加速军事扩张的关键一步，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野心。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该法案的核心，是搭建一个由首相官邸绝对主导的集权化情报体系，将打破部门壁垒、统筹整合全域情报资源，大幅提高情报机构的调度权限。法案刻意模糊权力运行边界，既未明确情报搜集的合规范围，也未划定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红线，更无越权监控的刚性追责条款。尤为危险的是，整套体系彻底缺失国会审议、第三方监督等制衡机制，制造出情报权力的监管真空。这意味着，日本政务数据、公民个人轨迹、自卫队涉密信息等海量敏感资源，可被情报机构随意调取、跨界复用。

这种无边界的情报集权，让日本社会对“特务统治”复辟的担忧持续发酵。从历史脉络看，日本情报能力的强化，往往与其对外侵略冒险相伴相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日本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从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情报机构在历次有预谋的军事侵略行动中，都扮演了先头部队的角色，为挑起战端、侵略他国冲锋陷阵。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正是依托集权情报体系实施高压管控——监视民众、镇压反战力量、肃清异见声音，裹挟整个社会服务于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给日本民众带来深重灾难，也给亚洲邻国留下难以愈合的历史创伤。

如今，日本无视历史教训，弱化情报监管、放宽监控权限、收紧社会管控，被不少舆论直指为旧时代管控套路的变相回归，为右翼势力打压和平力量、封杀反对声音提供了制度武器。更需警惕的是，该法案绝非孤立的制度调整，而是日本重构国家安全体系的一块重要拼图。在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彻底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的背景下，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将为其持续推动安保政策转向、扩军备武和对外军事介入提供支撑，其危险性不容低估。

日本情报体系正朝着对外扩张的方向偏转，与和平主义发展道路渐行渐远，持续引发日本各界和国际社会的担忧。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法案通过当日，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抗议声不断，民众自发聚集发声，真切道出了普通民众的不安与抵触，也印证了这场激进安保改革逆势而行、不得民心。

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本“再军事化”野心更加膨胀，从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导弹，到派遣大规模战斗人员参加联合军演，再到通过内阁决议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一系列危险动向早已戳穿其“和平国家”和“专守防卫”的自我标榜。如今，高市早苗政府重拾强化情报机构的历史剧本，加速日本成为东亚“祸源”的危险态势，地区国家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应立即停止一切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危险行径，真正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